那段猶太人不能啟齒的穿衣史

讀到一則關於古羅馬暴君尼祿的故事,他在位期間殘忍又暴虐,有人跟他提議說,「我們應該讓奴隸穿制服吧,這樣會比較好控制。」但立刻有人出來說,「這絕對不行!如果讓他們穿制服的話,他們就會發現,原來他們人數比我們多很多。」

流傳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後人杜撰,只是歷史證明了讓奴隸穿制服並不會讓他們意識到他們的人數更多,關鍵在於這些制服給了穿衣者怎樣一種對命運的臣服感,要不二戰期間那些納粹集中營,怎麼可以一批一批處死了那麼多人?

黃色六角星:遺忘與自由

二OO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凱爾泰斯(Imre Kertész)對服裝與管治這個題目必然體會極深,因為一九二九年出生的他,親身經歷過納粹集中營,也記下了二戰期間,衣飾與權力標籤的故事。

年輕的Imre Kertész已背負著一段集中營的往事。(網上圖片)

他寫過這麼一個或真實或虛構的片段是這樣的:十四歲的久吉卡在前往工廠的路上,被警察攔截下來,他的其他同伴也一樣逐一被帶走,他們跟警察在警局玩愉快的游戲,被拘留的與拘留人的都不知道下一步的命運是什麼,他們或許以為一切只是擲骰子。然後少年們聚集同一日其他地方被捕的人,一起被送進了集中營,此後少年在不同的集中營中來來去去,面對他人與自己的死亡。一年後二戰接束,少年回到了匈牙利的家,路上一起回家的人、鄰居的老人都跟他說,我們自由了,我們所有的人都已經接受了那一段命運,現在忘了那段日子吧。

但此後七十年,少年一天也沒忘記那段命運,他或許述說的是一種更真實的悖論:自由不是源於忘記,不願遺忘也是一種選擇。這個少年就是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父親是木頭商人,母親是小職員。因為出身於猶太人家庭,1944年被納粹投入奧斯威辛集中營,1945年獲得解救。這故事來自他的第一本小說《非關命運》(Sorstalanság,1975年,台灣譯《非關命運》,大陸有譯《無命運的人生》及《命運無常》)。2002年作家因該部作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為「對脆弱的個人在對抗強大的野蠻強權時的痛苦經歷進行了深入的刻畫,而其自傳體文學風格也具有獨特性」。此書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它與長篇自傳體小說《慘敗》、《為一個未出生的孩子哭禱》一起被稱為卡爾特斯大屠殺小說三部曲。

如果要談這個少年的故事,或許可以由一個少年回家的片段談起:少年迎風在路上走,風把他外套吹開,少年拽回外套的衣襟,亮出左側胸前的「黃色六角星」,他似是有意為之,神情略帶挑戰,作者寫「有誰敢與這樣的青春,這般的自由和這股的真純相抗衡?」那黃色六角星似乎總是吸引著少年的注意,也吸引著作為讀者的我們的注意,那這六角星到底是甚麼?

這要從當時的背景談起,一戰後,納粹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手段來識別犹太人,包括猶太人要依法律起名,男的叫「以色列」,女的叫「薩拉」,以表明他們在社會受排斥的地位,隨後,在所有猶太人護照上都蓋上大寫字母「J」,1941年開始,所有猶太人必須在衣服上戴一顆猶太民族的標誌——「黃色六角星」。1942年,更要求所有猶太人家庭要在家門口掛一顆「黃色六角星」。

那黃色六色星比粗口還暴力。(網上圖片)

框在不同身份裡的自由意志

這黃色六角星就是標籤之意了。最早的標籤(Label)其實與權力深有關係,一詞原本意指繫在基督教主教帽上的一根布帶或條帶,是權力和標識的象徵,早在1700年,歐洲印制出了用在藥品和布匹上作為商品識別的第一批標籤,標籤由權力的象徵進入了商品的象徵。但到了納粹的政策中,這又回到權力的象徵,但佩戴者不再是高高在位者,而是卑微低賤者。這樣看來就明白男孩的臉上還何有挑戰的神性,他沒有羞恥於六角星所代表的涵義,倒有意把它顯露給世人觀看。

一邊讀《非關命運》,慢慢就知道在集中營裡的猶太人,都被區分為不同的「身份」,根據他們左側胸前或右側褲腿上綴著的倒置三角圖案:紅色代表政治犯,黃色代表猶太人,綠色代表刑事犯,黑色代表孤僻者,粉紅色代表同性戀,棕色代表吉卜賽人……在不同顏色的「倒三角」下有一串號碼,那是囚犯的編號。而在倒三角上加上大寫字母則可代表國家。倒三角還可以疊用﹐倒如黃色三角將被疊壓在紅色三角下面,形成六角星,用以標示猶太人政治犯。

他們的眼睛告訴著世人,他們是真實的個體,非分等可述之。(網上圖片)

犯人因此分為三六九等,以便犯人管理犯人,集中營管理人員的標示是不同字母的袖標。

將衣服作為政治管理手段,福柯一早就探討了。人類有制服,自軍隊和囚徒始。依照他的觀點,制服的出現,目的應該是為了規訓的需要,所謂校服、護士服,乃至軍服,其實跟囚服,在某些功能上,是一致的。穿上這玩意,首先是為了便於管理,其次,是培養認同感,對職業、身份,團體,日久生情,產生認同。當然,一旦認同感生成,規訓的目的已經實現大半了。

但少年對六角星所產生的認同感似乎與在政者想達到的不一,他沒有因此而有被劃為下等人的自卑,倒漸漸生出探究生為猶太人,背負著什樣的身份、故事與對自由意志的追求。

但自由的意志真的可以被框在這些不同的身份識別裡嗎?想起少年未被捉到集中營之前,他的父親被被征召去服勞役,親朋聚在他家送別,每個人的胸前都戴著一個黃色的六角星,但值得留意的是,作者特別指出,這些「每個人」佩戴著的黃色六角星的樣子也不盡相同,因為它們都是用手工制作的,因此有各種程度不同的「不規範」,作者寫:「恰好現出了佩戴者與這個不同尋常服飾之間的『關係』,並且流露出了當人們將它縫在衣服上時的情緒」。

讀下去我們知道大舅跟男孩說,父親離開後,他要負起成人的責任:「現在,你也是猶太民族共同命運的一部分了……你知道,什麼是猶太民族命運嗎?」「面對持續了上千年之久的迫害,我們卻必須要忍氣吞聲,必須要以殉難者的忍耐接受這一切。」

後來成為作家的Imre Kertész將猶太民族持續了上千年之久的被迫害之史寫成書。(網上圖片)

無法將對方視為一個人的泛泛憎恨

猶太民族共同命運,與各種看似指向同一身份但各不相同的六角星,作者要說的更是集體與個人之別吧。每一個佩戴六角星的人,對他們這種被賦予的身份或意義都各有不同的反應呀。

難忘少年到鄰居家和玩伴玩牌,鄰居女孩安娜瑪麗婭正在傷心,別人因她胸前的黃色六角星而非常恨她,少年久吉卡卻另有想法,他說這是一種「泛泛的憎恨」,因為「他們恨的並不是某個人……而是,怎麼說呢……這是一種『泛泛的憎恨』」

所謂泛泛的憎恨,是「如果他們根本就不認識我,又怎麼可能把我作為一個個人而恨我呢?」「他們恨的既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而是一種觀念。這個觀念就是『猶太』!」

這種泛泛的憎恨某一種「猶太」觀念,何嘗不是周遭親友跟少年所說的,「你也是猶太民族共同命運的一部分了」,本該廣泛的被包裝一種觀念裡,本該多樣的也被包裝一種說法了。無論是泛泛的憎恨,還是猶太共同民族,有一些再個人一點的面目,你無法將之當成一個人去了解。

其實後來不乏將六角星拿來戲謔、反抗歷史殘酷的人。他們付出的,當然不及當時冒著生命危險「自行設計」六角星的猶太人們。(網上圖片)

因為無法將一個人當成一個人去了解,於是他們在各種標籤與服飾裡被分類,如果要談服裝的歷史,實在避不開服裝有此種將人分等級的功能。但自由的意志真的可以被框在這些不同的身份識別裡嗎?想起少年未被捉到集中營之前,他的父親被被征召去服勞役,親朋聚在他家送別,每個人的胸前都戴著一個黃色的六角星。

這些「每個人」佩戴著的黃色六角星的樣子也不盡相同,因為它們都是用手工制作的,因此有各種程度不同的「不規範」,作者說:「恰好現出了佩戴者與這個不同尋常服飾之間的「關係」,並且流露出了當人們將它縫在衣服上時的情緒」。

原來在各種規限服裝的暴力裡,人們對自由與美的追求自然會找到呈現獨特個人性的方式。

【時尚政治學】

衣服作為密碼,不只有關風格與穿衣的人,也有關時代的拉扯與慾望,以衣飾透視時代洪流,時尚政治學將過去一百年的故事透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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