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格男子】反抗者卡繆:讓大衣包裹他微微的不安

或許每個世代內心懷抱著改造世界,我的世代知道這個世代是無法做到,而他的任務或許更大,在於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

—— 卡繆〈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說〉

黑白照片中的卡繆(Alber Camus)神采飛楊,大衣領子竪起,線條硬朗,嘴角斜斜叼著煙,有點不覊。他側臉望鏡頭,似笑非笑,像快要登上火車的人匆匆向世人投來一眼,就讓攝影師攝下了。像他這樣的男子,合該叫人一看難忘,他確是隨時登上火車的人,只因他本來就是那異鄉人,那格格不入者。雖被視為法國作家,但無論是從家鄉阿爾及利亞到成名之地巴黎,再到往後的美國,他從未找到原鄉。

這輯照片是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為卡繆拍下的,1944年,卡繆31歲,讓他享負盛名的《異鄉人》(L’Étranger)與《薛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在兩年前已出版,他與哲學家/薩特(Jean-Paul Sartre)惺惺相識、還未鬧翻,還未失意離開巴黎。他不會猜到16年後自己會死於車禍,而14年前,他飽受肺癆折磨,此後活在死亡的陰影之下。世人看這黑白照,巴黎與卡繆皆風華正茂:政治狂熱並未開始使知識分子互相指責,卡繆仍與文化圈中人過從甚密,常與薩特、波伏娃等人一起到畢卡索的畫室。三十而立的卡繆,世人見識了他的荒謬書寫,卻未了解他正是一個真正的反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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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與煙,卡繆離不開的兩種致癮物。卡繆連自己養的黑貓也稱為Cigarette。他也曾說過抽煙、發呆、處於驚懼之中、畫畫與寫作都是體驗人生的方法。(網上圖片)

動蕩時代:北非諜影的時尚

卡繆大概是歷史上把大衣與乾濕樓穿得最好看的作家了,《異鄉人》出版那年,《北非諜影》(Casablanca)上畫,卡繆因與片中男主角堪富利保加(Humphrey DeForest Bogart)長得相像,因此大受媒體歡迎。《北非諜影》中堪富利保加穿一身trench coat,同樣的款式也是卡繆常穿的,兩人連手持香煙的姿勢也幾乎一樣,不同的是堪富利保加多戴了一頂fedora,卡繆則有時在褸內襯上圍巾。《北非諜影》將戰壕中的軍裝裝備乾濕褸帶到世人眼前,D型腰帶環扣方便配戴裝備之外,也有其裝飾作用,卡繆與堪富利保加有時就喜歡隨意打個結,將餘下的腰帶收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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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富利保加確與卡繆頗有相像,尤其在《北非諜影》中一身trench coat加fedora帽的造型。(網上圖片)

總覺得時人將堪富利保加與卡繆相提並論,除了長相,還有一些別的原因。《北非諜影》說的是在納粹強權下追求自由與愛情的故事,而其實卡謬一樣來自北非,他的故事亦同樣有關追求自由:卡繆1913年出生於法屬阿爾及利亞小城阿爾及爾,他出生前八年法國才完成對整個阿爾及利亞的殖民,諷刺的是於他死後二年(1962年)阿爾及尼亞才宣布獨立,在生的47年間,卡繆都無法明確說出自己是誰。

卡繆的孤獨來自他缺乏同行者,父母是歐洲移民後裔,在阿爾及爾時他已開始參於反抗劇的創作,當他27歲到達巴黎時,他又隱隱然有了另一種不安,他曾在寫給好友的信中說:「我無法在阿爾及爾以外生活。永遠不可能。我會去旅行,因為我想認識世界;但我深信,在別的地方,我將總是處於放逐狀態。」如此說來,卡繆與《北非諜影》裡到處流亡參加抵抗運動的堪富利保加命運相似——都是時代大背景下不願順從命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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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us接受訪問時身穿trench coat。而無論大褸、乾濕褸定西裝都好,卡繆似乎都鍾情於雙排扣(double-breasted)款式,雙排扣的前襟設計會大一些,更能呈現出寛闊的胸與肩膀線條。雙排扣西裝流行於上世紀30至50年代,正是卡繆風華正茂的年紀。(網上圖片)

總是處於放逐狀態,由是卡繆從來不穩定,叛逆而孤獨。留世的照片裡常見他穿硬挺的pea coat,看久了恍神,以為是大衣把他緊緊包裹、承接他的不穩定——不是嗎?有說大衣源自打仗時的盔甲,保護身體亦增添氣勢,讓敵人無法得知你的虛實。那厚實的大衣,那滿有氣勢的double-breasted設計,就有點時尚以外的意味了,在二戰前後的巴黎把卡繆的不安緊緊藏起來。

有時就想,卡繆的不安是什麼?那其實是不安於室。他曾經這樣寫希望:「潘朵拉(Pandora)的盒子充滿著人性之惡。在從這盒子冒出來的一切事物之中,古希臘人讓希望排在最後一個,因為它是其中最可怕的。我沒見過比這更令人感動的象徵。因為跟人們所相信的相反,希望等於忍受順從。活著,就是不要忍受順從。」

不要忍受順從,信是不安於室的真意了。無怪乎他於1939年寫下:「觀察到生活的荒謬,不可能是一種終結,僅僅是一種開端。」是的,荒謬從來非終結,察覺到世界的荒謬後,不是要繼續忍受,而是將之轉化為對生命的熱情,乃至反抗的動力。這個男子從來不是想單單把現實描寫下來,他更想讓世人明白存在的真相,繼而學會如何在隱隱不安中跳躍,躍出重重世事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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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的感覺一生如形隨影,Camus並非身上大衣那麼硬朗和分明。(網上圖片)

穿皮褸的反叛者

如果說大衣讓我們看出了卡繆的不安,短身皮褸則展現了他的反叛。除了堪富利保加,卡繆亦常被說與占士甸(James Dean)頗為神似,占士甸亦一樣是反叛者,更是穿皮褸最好看的人。不同的只是占士甸在皮褸內穿白T-shirt,卡繆則喜歡配上格紋恤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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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Dean同樣反叛,卻較Camus更不羈,Camus總有數分沉重,就算在他最輕狂的時代。(網上圖片)

有那麼一張照片是這樣的:卡繆坐在樹下的圓桌上,身穿格紋恤衫配短身皮褸,有一種俐落敏捷在裡頭。他的手撫摸伏他大腿上的黑貓,黑貓望向鏡頭,一雙眼睛警醒著,卡繆亦如是,像一個不輕信任何事的監察者般望向世人,他與他的貓一樣準備著隨時反撲……

他確是準備著反撲的人。卡繆除了著名的荒謬三部曲:《薛西弗斯的神話》、《異鄉人》和《卡利古拉》(Caligula),還有反抗三部曲:《鼠疫》(La Peste)、《正直的人》(Les Justes)與《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但這個反叛者卻如此孤獨,縱使身旁不乏朋友,但卻非同伴,他最忠實的同伴就只有文字。

年輕時卡繆因戰事輾轉從巴黎到克萊蒙費朗再到波爾多等地,行囊內最重要的是三份「荒謬之作」的手稿。1957年他奪得諾貝爾文學獎時,雖然眾人圍集,但不過六年之前,他正受到巴黎友人的圍剿。生命最後兩年,他搬到普羅旺斯小村莊盧馬蘭,買下一所三層高房子,家人未遷入來,他獨居二樓一個小房間,只有簡陋的床、書桌和一個文具盒,大概流離日久的人不需太多身外物。1960年,卡繆死於車禍意外,隨身公事包裡除了日記、信件、護照之外,只有遺作《第一人》(Le premier homme)一百多頁的手稿。他的口袋裡還有火車票,只好想像他踏上了另一趟異鄉人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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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繆會於皮褸或外套內穿上格紋恤衫,雖不及占士甸襯白T-shirt那麼不羈,但卻見出了另一面的卡繆——不同於穿大褸時的意氣風發,卡繆的家庭照大多穿簡單的格紋恤衫,多了數分柔情。(網上圖片)

如此流離的一生,賦予他異鄉人之眼,總清醒地從局外觀看世事,縱使這種洞見使他遠遠抛離同行者。1951年在法國文壇有一場罵戰,罵戰雙方就是薩特與卡繆,前者狂熱於共產主義帶來的美好願景,而忽略蘇聯集中營的存在;後者則認為不能因為歷史的合理性,而掩飾罪惡與暴力,目的崇高並不是接受惡劣手段的借口。可惜的是冷戰時期人心撕裂,政治取向凌駕一切,世人追求壁壘分明,像卡繆這樣不願輕下判斷、隨便歸邊的反抗者,只得敗走巴黎。

這異鄉人之眼總在旁觀、總在猶豫,有時又會恐懼,甚至看下去有點犬儒——只因他背負太多,並不想單單因為美好表象而狂熱投入。卡繆早於阿爾及爾時已看盡殖民者與被殖民之間的不平等,他的視野亦因多年自我放逐而開闊起來,由是他所看的希望,與乎絕望,都跟平庸的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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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負太多的卡繆並不想單單因為美好表象而狂熱投入。(網上圖片)

寫這篇文章的早上,看見馬路對面掛了橫額,沒有下款,只寫致香港人,然後是兩句歌詞:「不感覺到絕望、不感覺到躊躇。」我們是真的沒有感覺到絕望嗎?真有點欲蓋彌彰。但絕望是什麼?若卡繆言「希望等於忍受順從。活著,就是不要忍受順從」,那麼絕望大概亦非我們一般認為那麼負面。

卡繆最初直面絕望,是17歲患上肺癆時。醫生都認為他活不下去,然而他讀到皮科提特斯(Épictète)的著作:「疾病對身體而言是一種障礙,但是對意志而言不是,除非意志本身變弱」,他決定不能這樣死去,絕望讓他明白真正殺死一個人的,正是否定那一個人的事物。

當現世比小說更為荒謬,為什麼我們仍要讀卡繆?只有這猶疑在不安與奮起反抗之間的人,能讓我們不致迷失於人心撕裂、各自為營的困局中。這個叫卡繆的男子一去不回來了,但他留下的洞見與視野,將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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