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一切皆處境?——沒有逃脫時代的張愛玲與胡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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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民國才子胡蘭成誕生日,卻想起一則有關他死訊的故事。

張愛玲在一封1981年9月寫給好友宋淇的信裡閒話家常,說到生日當天收到雜誌、書信、版稅,與及一個消息,如同皆是生日禮物,信中說: 「《大成》與平鑫濤兩封信都在我生日那天同時寄到,同時得到七千美元(其中兩千多是上半年的版稅)和胡蘭成的死訊,難免覺得是生日禮物。」

對,這個消息就是遲來了兩個月的胡蘭成死訊。這樣淡然一句,又觸目驚心,確是張式文字獨有的決絕。有人由此斷定張之無情,卻不知道把時間往回撥至1947年,其實她在分手時極有風度。

有人說張愛玲的寫作只關風月,閨閣氣重;有人覺得她雖不是傳統的美,卻自有一番高傲的風情,而其實她處理分離的風度亦足見她比男子更有承擔。1943年胡蘭成讀到張愛玲的小說後驚艷不已,登門造訪,並於翌年就與張愛玲在亂世之中結婚。

其後胡蘭成因政治原因逃亡,張愛玲在1946年從上海到溫州尋夫,卻發現逃亡中的胡蘭成身邊有了另外的女子,回到上海後,張其實已萌離心,待得年半後胡蘭成的處境不那麼危險時,她寄上分手信,也寄上當時自己寫《太太萬歲》、《不了情》劇本所得的三十萬元。

我要與你分離,必將不欠你一分,全還給你,張如此分明。

張給胡的信件是絕佳分手信範例,:「我已經不喜歡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歡我了的。這次的決心,我是經過一年半的長時間考慮的,彼惟時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難。你不要來尋我,即或寫信來,我亦是不看了的。」

要分手了還得待對方渡過艱難時期(小吉乃小劫隱語),而且付上錢財相助,既顯示無情仍有義,亦不論先前受了你多少身外物之照顧,現在全部歸還,無謂不清不楚。亦無謂他日有什麼夾雜不清的故事流傳於世,確實後來胡寫《今生今世》,有關張愛玲的部分,張曾於寄夏志清的書信裡提及自己翻看過了,覺得「書中講我的部分纏夾得奇怪,他也不至於老到這樣。不知從哪裡來的quote我姑姑的話,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氣死了。後來(他)來過許多信,我要是回信勢必『出惡聲』。

未出惡聲,可見胡所寫的,仍未到說了太多張未能接受的事。亦是張在處理分手一事上,盡量清晰分明卻又不要留下對方的怨恨。

只是人世間的恩怨難以交割清楚,情義上做到點就算這樣了,此之於三十四年後張聞胡之死訊,有生日禮物之說,也不見得她涼薄,她早盡了自己的一份責任,沒有在一個男人最落泊之時轉身離去,亦留下一筆資產讓對方可謀出路,這亦是張愛玲之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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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跳出來說,胡與張都是風流人物,胡與張所處之時代,新學、舊學、西學混雜,張於名牌大學香港大學就讀,雖因戰亂而未嘗畢業,胡其實未曾進過大學,全靠自身才氣與悟性,一直打滾上來。

1940年代的上海街頭,穿西服的女子、穿西裝的男子、穿長衫的男子,這是翻天覆地,新舊學、東西學融會貫通的時代。(網上圖片)

故事由1943年開始,這時的張愛玲已暫停港大的學業,回到淪陷期的上海,她將在戰時香港所見的故事,化為她第一個投擲在文壇的炸彈——於《紫羅蘭》上發表的《沉香屑重‧第一爐香》。小說裡那種現實與人性的殘忍,讓人看眼難忘。

張的小說裡確實有殘忍,但總私以為,那終歸不是人與人之間的殘忍,是處境的殘忍,就在這最初震撼世人的一篇裡已見端倪。也難怪世人喜將張之文字籠統稱為閨閣之言,《第一爐香》的故事甚至就是街頭巷尾最好留傳的端好女子墮落記——年輕女孩被拉皮條的姑母控制,用以維持姑母與上流社會其他男性的關係。

控制一個人不外乎功名利權,愛情亦是一種控制。姑母最終可以令大學生葛微龍甘心為她所用,是用葛所鍾愛之男子喬琪喬對錢財的依賴,喬其喬是失匙夾萬,用錢就可以控制了。

年少讀此書,記在心中的畫面不是葛微龍與喬琪喬不堪的愛情,而是一心打算攀龍附鳳的下人睇睇被趕離大宅的一場。睇睇因偷會姑母相中的喬琪喬事敗,將回歸到原本嫁到鄉間的命運。女主角葛微龍才剛到姑母家,剛接觸這五光十色的社交人生,她從樓上望下去,看見等著被親母領走的睇睇,寂靜的臉上沒有表情,卻有一條從腮部牽到太陽心的筋在緩緩波動———原來先前哭喊不止的女子,此刻已認清現實之不可逆,正若無其事地吃著花生米。

這畫面觸目驚心,現實不可理喻,而接受現實的速度也不可理喻。人心轉變飛快,一旦了解處境,也就快速融入眼前人生的荒誕。睇睇也是薇龍命運預先上演的版本——或許其實是處境決定了個人,而非個人意志可以決定處境。

難忘小說開首時,張愛玲就舖染了現實得近乎虛構的處境:薇龍走上半山投靠姑母時,遠遠看著姑母的大宅背景各種山色海景處處皆對照,用張的話說:「色彩的強烈對照給予觀者一种眩暈的不真實的感覺——各种不調和的地方背景,時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給攙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

這幾乎是香港的寫照了,各種不調和的地方背景、時代氣氛,人性慾望攙揉一起,在這種地方的愛情,注定難以純粹,利益、謀略、計算、操控,各有一些。

回到胡與張遇見的上海,論陷區的上海,因為政治原因,許多蟄居上海的作家規避寫作國事,一如博雷評價張小說時所說,當時是「低氣壓的時代」,倒成了一個張登場的絕佳時機。早有人引過柯靈評價張愛玲在1943年走紅原因:「我扳著指頭算來算去,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日本侵略者和汪精衛政權把新文學傳統一刀切斷了,只要不反對他們,有點文學藝術粉飾太平,求之不得,給他們什麼,當然是毫不計較的。天高皇帝遠,這就給張愛玲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舞台。」

當然張的作品放在其他時代出現,是否真的就沒有當時平地一聲雷的效果,誰也說不準。而農民家庭出來的胡蘭成,混亂時世使他極快上位,也因而在其后流亡。一座城市的傾倒造就白流蘇與范柳原,但另一個地方的傾倒,使得張胡注定分開。

雖然電影《傾城之戀》沒能呈現到時代處境的拉扯,但二位主角仍是十分相配的。
( 網上圖片 )

確實時代有份造就張,亦造就了張胡的相遇、相愛與相離,要不他們的一紙婚書不會寫:「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就是現世確實不安穩呀,才會虛幻期望可與一人不相離,歲月靜好。張小說裡著力挖出的殘酷現實,當臨到自家身上時,依然有對虛妄僥倖的期待。想起《第一爐香》裡的悖論:從沒有跟薇龍說過一句謊言的喬琪喬,不見得沒有欺騙的成份。小說裡有三句極度張愛玲的對答是這樣的:「喬琪喬逼著她問道:『我從來沒對你說過謊,是不是?』薇龍歎了一口氣:『從來沒有。有時候,你明明知道一句小小的謊可以使我多麼快樂,但是——不!你懶得操心。』喬琪喬笑道:『你也用不著我來編謊給你聽。你自己會哄自己。』」

葛薇龍是在處境中無力抗衡的人,她與喬其喬的結合無異是其後另一小說《傾城之戀》的鏡像——都是自己哄自己的人。胡或許有時用巧言胡弄一下自己(其實主要是胡弄看他文字的人),張倒不大會、也不想哄騙自己,但他們逃脫了時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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